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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3日星期四 ~ 24日

《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by 袁剑

 

前言 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在所有制上其实已经只剩下两类企业：权力企业和非权力企业，不管它们在表面上是挂着国有还是私有的牌子。

 

第一章 从草根到权贵

中国证券市场不太长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草根阶段（从成立到1992年5月21日）

在地方和政府领导人那里，证券市场的功能仍然是非常不清晰的，它更多的还是政治道具。地方领导人仅仅是利用证券市场来为其政治正确性进行某种程度的化妆。在他们那里，证券市场筹集资金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仅仅是微不足道。地方领导人给中国证券市场开出的仍然是一张“试验”通行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如果“错”了，还可以关掉。他们不必为一个根本还看不清前途的证券市场去冒险，他们要做的仅仅是点到为止。

2．  黄金岁月（1992年5月21日开放股价开始）

为国有企业筹资并不是某些地方权力机构积极介入股市的惟一理由，它甚至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另外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原因是，相关官员可以在这种上市游戏中获取巨大的个人收益。

部分地方官员在股市中的利益并不仅仅体现在推荐地方企业上市的过程中，更体现在对本地企业的所谓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在90 年代中期之后，一批上市公司开始逐渐暴露出其伪劣产品的本质，二级市场上的庄家逐渐发明出一套资产重组的戏法。这一发明使某些地方权力机构的主管官员又多了一条名正言顺的寻租捷径。他们可以在利用公共财政资源注入上市公司的同时，在二级市场上为自己换取巨大的私利。而这一切，经常是在一些非常可笑的幌子下进行的。没有巨大的个人利益隐藏其中，我们就很难想象那些在财务上看来毫无根据的重组为什么会发生。

所谓垄断资本，就是盘踞在权力体系各个环节中以各种关系扭结起来的分利集团。这些集团往往具有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双重身份，这为他们在中国的渐进改革中从事财富转移活动提供了最好的制度保障。而股市，正是垄断资本从事这种活动的最好平台。无论是电子交易的快捷性，还是股市本身初期必然具有的不规范性，垄断资本都有充分的理由喜欢这个市场。

制度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模仿的，而文化则需要长期的学习。而一旦一个坏的投资文化已经成型，其纠正则可能难上加难。中国证券市场中根深蒂固的“庄家崇拜”和“政府崇拜”，就是在垄断资本介入中国股市之后逐渐形成并得以固化的。这种恶劣的投资文化，与其说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在股市中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广大投资者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的至理名言。投资文化作为一种没有明示的制度，有时候会比明示的制度和规范作用更大。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投资人在做出投资行为时，往往是按照文化暗示给他的规则去做，而不是按照制度和规范告诉他的那样去做。文化是成本更低的制度。

中国证券市场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是“政策市”，它的逐渐蜕变是从越来越大的权力介入股市之后开始的。

某些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股市向全社会转嫁当地国有企业的危机；垄断资本利用股市洗劫社会财富；而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参与客观上成为了上述两种实质功能的掩护，他们更多成为证明股市合法性的花瓶。

3．  危机中的盛宴（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

从1992 年开始并一直延续的博弈格局彻底失去了平衡，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放弃了此前的中立立场，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地方部分权力机构、垄断资本以及民间投资者，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空前庞大的“多头”联盟，一轮特大牛市已经在所难免。

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成为中国股市的多头盟主，同样有其深刻的改革背景。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危机已经从前一阶段主要集中于地方性国有企业，开始蔓延到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长期困境和新一届政府的短期目标加在一起，给中央部分权力机构直接干预股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实际上，在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证券市场成为为国有企业缓解危机的最好资金来源。事实上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成为股市圈钱大军中的绝对主力。从中石化到宝钢，再到招商银行，这些寡头式的大鳄已经将中国股市变成了他们最好的饕餮场所。虽然这一切都是打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髦旗号进行的，但其通过股市缓解财务困境的本质一望便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千疮百孔的国有银行也准备拼命挤上中国资本市场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这可能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能承受之重。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本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在中国，这些貌似客观的“泡沫经济学家”所代表的，是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惟一使命就是攫取超乎市场规则和伦理之上的经济利益。

地方部分权力机构作为上一个时期的主角正在逐渐退往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与证券市场管理层的直接和正面博弈。垄断资本不仅通过某些地方权力机构，而且越过地方权力机构直接向证券市场管理层施加影响。民间资本（包括所有的中小投资者）要么被猎杀，要么最终被逐出这个市场。这对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民间资本和市民精神不啻于一种致命的吞噬。

 

第二章 谁是庄家

庄家并不仅仅是庄家，并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东西。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

 

顺序讲述了中科创业、中经开、德隆的案例。官商勾结。

 

第三章 在庄家背后

在我们已经谈到的庄家概念中，它包括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各种中介机构，也包括了各类国有大中型企业，它甚至包括了某些地方政府，几乎囊括了所有与证券市场相关的经济和政治主体。这些处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主体结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并寄生于体制内的合法性资源之中。在纷纷将噬血之管插入股市的同时，这个利益集团还以驱赶、鼓动、诱导等各式各样的方式将社会公共资源推入股市，以供其自肥。就庄家分布的广泛性及与现体制融合之紧密程度而言，庄家就是这个体制。

在另外一方面，庄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使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市侩主义蔚为风尚。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追随庄家并参与掠夺是活下去的惟一方式，尽管他们知道这是一种风险极大的生存方式。这种市侩风气几乎渗透进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每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看到，“与庄共舞”成了这个市场上的最高智慧和至理名言。在一个大量使用公共资金的市场上，股市不过是一个“全或无”的游戏，赌，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庄家就是一种中国病，一种中国式的改革综合症。从这两个方面看，尽管庄家可能改头换面，但中国的庄家时代还远没有结束。

 

第四章 券商的化装舞会

佣金自由化毕竟是中国证券市场在市场化道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其积极意义在于它可能使中国证券业逼近这样一个更加具有本质性的改革难题：究竟是自由竞争融解最后的产权壁垒，还是坚固的产权垄断反过来扭曲竞争性质？答案依然是未定之天。

    券商基本上都资不抵债。加上结合上权力资本，变成了摄取公共资源的老鼠仓。

 

 

第五章 公司之变

伴随着民企合法性的日益提升，在相当一部分官员眼中，民企业已成为他们将权力化作私有财富的最佳通道。就像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担负了许多企业之外的功能（比如就业和政治控制）一样，转型期的部分民企实际上也承载了转移社会财富的功能，鉴于中国改革正在逼近产权大规模转移的关键阶段，部分民企的这种功能将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朗咸平所以一直在说的）

由于民企在与权力的结盟过程中所达成的是一种期限不确定、彼此权利义务非常不明确的契约（它取决于加入游戏的官员的当权时间和政治改革的明确时间表），而且随时有被清算的可能，所以，许多民企在产权上就被注入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本质，其经营行为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短期化特征和不可预测性。

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之所以绩效不彰，乃是因为其普遍的“预算软约束”特性。所谓“预算软约束”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有密切的行政联系，企业管理层往往兼有行政领导职能。

预算软约束的第二个特点与第一个特点有紧密关联，那就是，企业与政府可以就财务状况进行事后协商。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始终很大。

 

第六章 股市食物链

 

第七章 我们得了什么病

这种以集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负责精神的严重缺失。在这种文化的逻辑中，政府的政策是个人行动惟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应而且肯定会得到回报，而根本不必顾忌这种行为是否违背理性。他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会对自己负责。

全流通势在必行！而非“国有股减持”。

 

第八章 创新的游戏

MBO必须缓行。

在中国，没有政府信用的保证，企业债市场难以发育，但有了政府信用的保证，则完全与市场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市场就不能成其为市场。这对中国的企业债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尴尬的两难之境。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因此，要想培育真正的市场，则必须首先培育具有自我负责精神的中国市民社会。

与国外评级机构出售评级报告以取得收入不同，中国的评级机构直接向债券发行人收取评级费用，这种情况使中国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严重伤害。

 

 

第九章 刀刃上的舞者

    一批接着一批倒下去的金融人才……正如那句笑话所说的，“金融人才全在监狱里”。

高度赞扬了周小川行长的政绩，也对他以后的任务——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提出希望。

 

第十章 一个时代的背影

 

中国的金融改革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全面的发动阶段。对于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来说，这可能的确是一个难以抉择的艰难时期。不过，凭借中国改革者高度的紧迫意识和在金融改革上多年来的知识及经验积累，我们宁愿相信，中国金融的一个新时代正在脱壳而出。风险迫近之时，可能也正是际遇降临之际，所有的大时代都具有这种令人紧张而又兴奋的戏剧性。

让我们期待未来。

 

 

 

读后感 ——了解历史，正视现在，期待未来

总的来说，这本书写得很中肯，虽然很多地方危言耸听了些，因为作者有时候也没有准确的数据来支持他的论点，但是作者凭借它自己的直觉坚持着他的观点。

该书的前半部分是分部门的叙述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历史，后半部分根据现在政府的政策在展望未来。

贯穿该书的一个论点是，中国证券市场一直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体——权力资本（官僚资本）掠取社会公共财富的工具。权力在改革中、在制度转型中寻租，而证券市场上的各种机构正好充当了权力寻租的工具。国有银行、基金是社会公共财富的供给者，而券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则充当了把社会公共财富通过“老鼠仓”转移到非法私人账户上的中介。同时，这些券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自身却过得异常艰难，资不抵债。权力通过不断的重组这些企业，不断地往这些企业慷慨的注入公共财富，而这些财富却通过股票市场上、债券市场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炒作转移到了非法账户。

另一方面，无数的金融人才在这个扭曲的市场上不断地被送入监狱。什么是市场上的游戏规则？最初是没有规则的。但当你走政策边缘路线过了头的时候，却会有人来规制你，给你强加一些规则，然后让你锒铛入狱。正如那则笑话——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

证券市场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市场内部，在证券市场外部也许更加严重。对应的，解决证券市场的问题，就需要内外结合。在外部，建立信用制度，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信用、也没有制度来惩罚失信的人，那么再好的证券市场制度也是无用的，因为它没有赖以生存的根基。在内部，减少一切权力寻租的机会，这个要通过制度来解决，而且需要加强监管。这里所说的加强监管，不是仅仅加强监管的力度或者惩罚，而是要更多的加强监督体制建设，以使违反规则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整个市场。如果整个市场都在违反规则，如何惩罚？

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2005年6月22日 ~

 

《我的奋斗》第一部分 读后感

 

客观地说，希特勒写这个是明显的带着个人主观色彩的。他站在他自己、日耳曼人、德国工人党的立场上来叙述他的所见所感。

该书第一部分相当于是希特勒对他二十多年的一个小自传，而在这个自传中穿插着对德国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思考。

希特勒是一个高傲的日耳曼人，他怀着对日耳曼民族高傲的自尊与自信，极力推崇着在欧洲大陆扩张日耳曼民族的领土，推崇压缩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推崇建立强权政府。

希特勒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推崇民族的纯化。在这个方面，他十分欣赏犹太人。犹太人在失去国家后的几千年，一直保持着种族的纯化，而且他们通过教育、财产继承一直在低调的维持着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犹太人在欧洲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他们生活在各个民族之间，所以他们为了生活，就为各个民族服务，而与此同时也在摄取着各个民族的资源。希特勒认为犹太人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成就，很大一点上是犹太人对自身种族的纯化。所以希特勒推崇日耳曼民族的纯化、排斥其他民族，主张在欧洲大陆扩张日耳曼民族的居住领土。殖民道路被希特勒认为是堕落的，太多的殖民地掺杂着当地的人种，损坏了殖民者民族的先进性。他甚至主张可以和英国妥协，不干扰英国的殖民政策，作为交易，英国同意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之后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侵略。

他对犹太人有很大的仇视，而这些仇视来源于犹太人在欧洲的优势地位。犹太人控制着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控制着舆论，控制着国家的经济，也控制着当时的议会政府。也许是因为犹太人控制了维也纳的绝大部分社会资源，致使希特勒在维也纳郁郁不得志，所以他才找出千百般的理由来排斥当时在欧洲占有优势的犹太人。犹太民族是日耳曼民族复兴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所以他把复兴日耳曼和排斥犹太人结合了起来。

维也纳当时的议会政府在政策方面的长议不决，在事态变化方面的反应缓慢让希特勒非常的不满。他认为英国式议会政府不适应德国，德国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来实现日耳曼的复兴。

 

“人类对于瘟疫的克服，实在比肺痨为容易，这是因为瘟疫的来其势很凶，死亡枕藉，使人惊心动魄，而肺痨的来，其势和缓；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痨却使人疏忽。
　　我们碰到了瘟疫就尽力来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痨便用于缓的方法来加以遏阻，人类能够克服瘟疫的而反为肺痨所克服，便是为了这样缘故。”